pp汪荣祖中国近代史学家

2020-02-15  来源:西青小说阅读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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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导读】汪荣祖 中国近代史学家。安徽旌德人,1940年生于上海,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历史学博士。历任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教授,澳洲国立

  汪荣祖 中国近代史学家。安徽旌德人,1940年生于上海,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历史学博士。历任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教授,澳洲国立大学访问研究员。复旦大学以及台湾师大、政大、台大等校客座教授,200 年2月起就任台湾嘉义中正大学讲座教授。著有《史家陈寅恪传》《史传通说》《走向世界的挫折: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》等著作十余种。

一个月前的今天,旅美的华裔历史学家何炳棣辞世。作为与何炳棣先生交往近 0年的后辈历史学家,汪荣祖先生对于何炳棣先生的学术品格、治学特点、为人处世等各个方面有着近距离的直接接触和观察,并数次为何炳棣先生润色中文文稿。趁着汪荣祖先生在京停留的短暂空隙,记者记者采访了汪荣祖。

喜欢做大而重要的题目

记者:汪教授,你自己也是历史学家,在你眼里,何先生在美国史学界的地位到底怎样?他在你眼中又是怎样一种形象?

汪荣祖:何先生学问极好,但脾气坏,以至于得罪了不少人。学问极好 我认为他在中国学人中,在史学方面是最有成就的人。他在学术上的建树在哪里呢?第一,他的几部书都是研究极重要的议题,而且是极有成果的。可惜他这几本书都是用英文写的,所以在华语世界的影响好像没有那么大,有很多学者在中文方面写得很多,在华语世界就很有影响力,但在国际上的地位,就难与先生匹敌。举一个比较实际的例子,何先生到现在为止是唯一的一个中国出生的学者,当选全美国亚洲学会的会长,余英时成为候选人,可惜没有入选。

记者:何先生治学的特点之一,是具有老清华的特点,“非一流学问不做”,以你的观察,他到底是怎样贯彻这一点的?

汪荣祖:因为我和何先生最近二十年来往比较密切,所以知道他怎么治学。我觉得,他有种使命感,所以他一定要选第一流的题目,做第一流的学问。他的第一部书是讲中国人口史,中国人口数字是很难精确的,以前几乎都是随便说说,不精确。他写的人口史,是第一部比较精确,比较科学的。里头有很多重要的发现,我举一个例子,以前大家认为,“丁”就是人头,但他发现,“丁”实际上是纳税人,这就不得了 不是人人纳税,整个人数就要多得多了。所以,他这本书出版以后,伦敦的《泰晤士报》用社论介绍,这在学术界是很少见的,因为这是重要的题目,一个有意义的题目。

他的第二本书讲明清社会流动,我觉得,他是在中国学者当中,第一个用社会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而具有大成就的。以前我们就说富不过三代,随便说说罢了。他用比较科学的方法,从明清的考试制度,看社会的上下流动,这个社会流动的意义在哪里呢?一般传统社会几乎没有流动,像西方贵族永远是贵族,不可能掉下来,一个平民不可能升上去。可是中国因为考试制度,相对而言比较能上下流动,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题目,而且有非常好的研究的成果。

以社会科学方法治史

记者:何先生早年的时候,很多论文和著作都是用英文写作,晚年的时候用中文,研究领域转向了中国思想史和中国文明的源头上,你觉得是什么原因促使他的学术转向?

汪荣祖:据我所知,有一个很大的原因,就是他对当时很多研究思想史,尤其研究古代思想的人很不满意。他说,最主要的原因是,那些研究思想史的人没有先在制度史上打下基础,所以,有时候比较空泛。何炳棣先生以前做制度史,再回来做思想史,而且最主要的是,他觉得他有重大的发现,他最后几年拼命钻中国古代思想史。我觉得他这个工作还没有完成,根据他对中国早期思想史的研究,可能要重新改写中国通史。他研究老子,孙子,他觉得中国先秦诸子思想,最后到法家,都是很严酷的专制极权思想。从秦始皇以来的中国,2500年的专制是有思想渊源的。老子的道家思想,大家都以为是一种放任无为的思想,很多近代学者甚至认为是自由主义。其实他觉得老子是要控制老百姓。

记者:你谈到何先生晚年在做思想史方面有很多翻案的地方,比如对老子的研究和评价,除此之外,何先生还有哪些让你觉得印象很深刻的地方?

汪荣祖:翻案并不容易,他翻案是用严谨的考据。他以前成名的是在史学研究中引入了社会科学方法,注意社会流动,他在做中国上古思想的时候,就把重点放在考据上,就是一定要在考据上站得住脚,翻案才能够成立。他的考据不是一条线,他自己说是多维度的考据。我印象深刻的是,他达成的结论自己非常有信心,他最后那篇文章完成后,在给我的信上讲了一句话,他说这是2000年来的第一文。

个性直率得罪很多人

记者:傅建中先生在《忆颇有性格的史学大师何炳棣》中说,“何对历史同行也是院士的许倬云极为看不起,扬言若是他早在芝加哥大学任教,许一定毕不了业,无他,只因许是顾理雅的学生。蜚声国际的考古学家张光直也被何骂成汉奸,”你怎么看何先生的这种个性?

汪荣祖:这种超过学术领域的话语,不必多谈。我知道何先生跟张光直有过学术上的辩论,这是很正常的。张光直等人对何先生的《东方摇篮》这本书有所争议,他与一些美国学者,批评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,就是为了爱中国所以才这样说,这种质疑在学术上很伤人。我注意到,何先生在书的序里有挑衅的话。他说,你们说我带有所谓沙文主义,我们中国人受着你们的沙文主义这个气那么久,他说我现在就是沙文一下又如何?这话我觉得他不应该讲。

何先生先写《明清社会史论》,许倬云的博士论文是先秦社会史论,他也是用社会科学方法来研究历史,我相信是受到何先生的影响的,我想何先生并不是批评他用这种方法,而是觉得许先生所用的史料不足。他说如他早一年到芝大,许倬云都没法毕业,当然有一点夸张。

记者:我们应该怎样认识何先生直率的性格和他的学术品格,以及他的家国情怀?

汪荣祖:其实我觉得不是什么个人恩怨,因为他跟那些他不喜欢的人也没有什么来往,所谓的恩怨就是他的批评比较直率。他批评人有时候不留余地,他不但是对中国学者,对洋人也是如此。他在芝加哥大学教书的时候,有一个很有名的汉学家被他说得下不了台。

他跟我讲过,胡适之一直告诫他,说你永远不要给人家看一张难看的脸,他说他的毛病就是给人家看难看的脸,他自己也知道。但是,没有办法,他的个性天生如此。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学者也无所谓,你做学者,独来独往,可以比较率真。他在自传里也提到,他曾住在胡适家里,有两个客人要来看胡适之,拿来名片一看,胡适就皱了眉头,说讨厌,这两个人又来了。结果当那两个人进来以后,他笑脸去迎接这两个。何炳棣说,他自己绝对做不到。

  (编辑:邵钰杰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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